《复活的历史》（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29.00元）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作者李开元教授（日本就实大学文科学部）以翔实的历史考据为基础，探讨秦帝国崩溃的原因，用侦破历史疑案的笔法，把秦始皇驾崩至秦帝国崩溃这一段历史描绘得跌宕起伏。日前，李开元教授就秦帝国崩溃之谜，自己写这段历史的感受，以及中日两国历史
破解不完的历史谜案
雷天：《复活的历史》以一段战争疑案开篇，就是陈胜、张楚政权的周文部队为何在破咸阳指日可待之时突然停止了进攻。司马迁的《史记》却没有翔实的记载，而您用合理的推测和实地考察的结果给出了答案。类似的谜题对理解秦帝国何以崩溃是真的非常重要，还是您为了使得这段历史看起来更生动所采用的一种悬念写作方式？
李开元：让历史更生动肯定是需要这样做的，历史本来就是生动而悬念重重的，但是主要还是让我们对历史理解更真实、合理。这次战斗对秦帝国什么时候灭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周文军几十万部队已经打下函谷关，进入到离首都咸阳大概只有200里左右的戏水东岸，在那里已经可以望见咸阳了。当时咸阳是什么情况呢？二世政权一片慌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突然，在咸阳近郊征兵都来不及。周文军只要过了戏水，一鼓作气就直捣黄龙了。一旦攻下咸阳，哪怕秦政权在别的地方还有军队，但首都陷落了，秦帝国马上就面临覆灭的命运。但是，周文到这个地方突然停止了，把军队停驻在戏水东岸。章邯就利用他们停下来的机会回到咸阳，面见二世，建议释放在骊山修秦始皇陵的刑徒和工人，发给他们武器，编制成军队。经过讨论，秦二世同意了。章邯回到骊山实行作战计划，把周文军击退。章邯从骊山200里到咸阳，请示开会后回到当地，再释放这些人编入军队要多少时间，我想最快也要几天。
任何读史书的人，读到这里都会产生疑问。有些历史学家力图对这个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他们说周文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军事上的错误。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周文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军事将领，他曾经在楚国大将项燕部下做过军事参谋，他这次的目的就是带一支部队偷袭，绕过秦军防守，直接攻入咸阳。他们的战略目的就是快速攻占。所以犯错误的说法完全解释不通。
我读到这个地方也产生了疑问，就想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注意到《汉书》的记载是不一样的。《汉书》说周文军到戏水以后，章邯“据破之”。这个据就是据险而守，破就是进攻而击败他。根据汉书的提示和暗示，这个时候应该有两次作战。第一次是章邯军在戏水这个地方堵住了周文军，为章邯争取到了时间。他回到咸阳，经朝廷批准，释放骊山的人编入军队进行第二次进攻，才把周文打回去。根据《汉书》的提示，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但是，我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
我想，必须到当地去看一下。我到骊山、戏水、渭水之间的地方去看了看，恍然大悟。由西向东流的渭河，刚好在这个地方，流向突然改往东南走，然后再往北又向东流去，它和秦始皇陵的所在地骊山之间形成一个瓶颈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从函谷关到咸阳的必经之路。而且这个通道口就是秦国保卫首都的精锐部队――中尉军的驻地。非常有意思的是，兵马俑就是以这支军队为原型塑造的，监工就是章邯。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我做了一个整体复原：当周文几十万大军到达戏水东岸的时候，中尉军已经驻防在西岸。这支军队非常精锐，估计五万人左右。五万人进攻可能兵力不足，但据险防守绰绰有余。所以这支军队就把周文军挡住了，章邯得以回到咸阳，准备第二次作战。
不过，我之所以花气力复活这次被遗忘了的战争，除了破解疑案外还有别的理由。理由之一，希望利用出土的兵马俑来复原古代的战争实况。我们知道，由于文言文表现力的限制和古代史家笔法的问题，史书中对战争的记载往往是一笔代过。比如《史记》中记载最详细的垓下之战，也不到一百字，完全没有细节。兵马俑出土以后，我们才算是第一次了解到秦汉军队的武器装备、人员布阵的细节。所以，我在书中忠实地使用兵马俑军团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布阵作战，算是弥补史书之缺漏吧。
理由之二，通过复原这场战争得到一种复活历史的典型方法，也就是通过四个步骤复活历史。1、史书记载。2、出土史料。3、现地考察。4、复活型叙事再现历史。也算是一种方法论的尝试。
雷天：司马迁也是比较注重实地考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忽略这个史实，只有一个“军焉”？
李开元：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这是古代史的特点。古代史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挂一漏万”。司马迁的《史记》就那么点字，历史是万万千千的，《史记》告诉我们的只是星星点点。古代史整体来说留下了大量的未知，或者是漏记。
第二，司马迁还有自己的苦衷。他写《史记》的时候，距离这次战争一百多年了。他开始写的时候就抱怨连天，说没有材料。秦始皇焚书把各国的史书烧毁了，而秦国的史书也残缺不全，项羽进来又一把火烧了。所以司马迁很受限制。我估计在这两种原因的交错之下，他也只能根据残缺的史料作残缺的撰述。
雷天：类似这样的疑案您大概发现了多少？
李开元：太多了。比如在这本书里出现的赵高的问题。我们历来都说赵高是宦官，实际上这是一个冤案，起码有一千年的冤案。我在书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也有考证的学术论文。
最后一代秦王子婴，他究竟是谁的孩子一直不清楚。我大致做了一个破解，他应该是秦始皇大弟弟长安君成峤的儿子。
还有更有趣的，秦始皇的皇后是谁一直不知道。我做了一个破解，皇后应该是楚王的女儿。我还把秦始皇的表叔也找出来了。他就是昌平君，与项羽的祖父项燕一道反秦的神秘人物，最后一代楚王。
再如，项羽破釜沉舟渡过的究竟是哪一条河。在书里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太多了，有些我还没有写进书里面，准备在第二本里面继续写。比如项羽最后是被谁杀的，竟然都是旧秦军的将士。
可以说历史里面到处是没有破解的谜，正等着大家一起来破解。
雷天：确实，历史中很多疑案需要破解，但也许有些谜案跟理解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关系，属于琐碎的考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怎么选择？
李开元：我并不是去犄角旮旯找这些谜，我做历史叙述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的过程，一步步地把它复活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会发现很多具体的问题，不把它们弄清楚就留下了史实上的缺陷。这些具体的疑案都是在做整体历史叙述当中发现的问题。
实际上，这本书后面有一本考证性的，或者叫作研究性的书作支撑。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历史叙事，在《资治通鉴》后面，有支撑叙事的研究《通鉴考异》，这是我学习的典范。在叙述当中出现的种种疑问，我都把它列出来作问题研究的条目。现在只是根据需要，把条目里的问题拿出一个两个来，做了详细的解决，来不及做的还有很多。
扶苏不死就能挽救秦帝国吗？
雷天：一般来说，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复活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您认为，假如扶苏不因为赵高、李斯的诡计假传圣旨而自杀，秦帝国的命运将会完全改观。我们假设扶苏不死，您认为秦帝国的命运将会怎样？您的同门师弟阎步克教授曾在他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里，将秦帝国崩溃的原因归结于法家思想指导的吏道独尊的文吏政治，这种排斥儒家礼乐文化、仁爱精神的政治策略，不足以整合当时的传统社会。一个扶苏就能够挽狂澜于既倒？
李开元：我在这里作了假设，是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秦把六国统一以后，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帝国，为什么短短十几年时间突然就崩溃了？即一下子就跨掉了，所以我这本书中用了“秦帝国的崩溃”。打一个比喻，人是有寿命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组织、一个有机体，它也应该是有寿命的。像秦帝国这样，它还没有走完它的寿命，只能说它是暴病，突然死亡。汉帝国在制度上是完全继承秦帝国的，但是它（西汉）延续了二百多年，是寿终正寝。
秦、汉两个帝国在制度和结构上基本上是一样的，秦十几年就崩溃完全是异常，这就是我作上述假设的一个前提。
秦帝国崩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休止地推行进取政策，马上打下天下以后，没有迅速施行政策的转换，整个国家没有统合和休息。这个政策的转换本来应该秦始皇做，但他晚年没有做。扶苏和秦始皇的主要分歧就是他希望把这个政策做一个转换。如果扶苏即位，整个秦帝国的政策就会发生重大转换，帝国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个人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很多。比如说汉武帝晚年，汉帝国也到了灭亡的边缘，又一个秦末。但是，政策的转换由汉武帝自己做了，他下轮台诏反省自己的失政。他死后汉帝国安然度过危机，获得了昭宣中兴的安定局面。
雷天：扶苏如果继位以后，会在政策上做什么转换？
李开元：最主要的可能会停止无止无休地对外扩张――包括北方对匈奴，南面对南越，还有对国内老百姓大规模的役使，修长城、修道路、修宫殿、修陵墓。他一定会马上做的。还有在文化和整个政策的统合上会比较柔和，那种纯粹使用法家的做法可能会有所转换，会适当地把道家和儒家的做法补充进去。汉代建立以后就吸取秦国的教训，做了政策的转换。扶苏就是要做这个转换才惹怒了秦始皇，被发配到边疆。所以我做这样的假设，算是顺理成章。
历史书写的纵横与经纬
雷天：您说过，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现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您的写作影响都很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选取的是1587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横断面，您选取的差不多是公元前210年到前206年这4年的历史。您认为您书写的是流动的历史。请具体谈谈。
李开元：中国史书的体例主要有三种。一是纪传体，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二是编年纪事体，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三是纪事本末体，以南宋人袁宏的《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近代以来，又加入了西方传入的教科书体，就是先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分时段，再在各个时段中将历史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分块。这些体例，各有长短。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很特别，他在构成书的各个部件上用了传记体，是部分继承了纪传体的。但是，他在书的整体布局上选取了1587年作为系年的点，截取历史上这一年的横断面去连接各个跨年的传记。这就将纪传体的连续纪年变为仅仅截取一年的单年纪事了。这个体例，是我们在迄今为止的史书中未曾见到的，而且运用得非常成功，成为史学表现形式的一种体例创新或者范式创新的经典。对于这种形式，我们不妨称为断年纪传体。我个人以为，他的这种体例和写法可能是从小说中活用过来的。比如，雨果的《九三年》。
我在写作《复活的历史》以前，做过多种尝试。比如我曾经模仿《万历十五年》，但失败了。因为我所要表现的秦末的历史是一段变化剧烈的历史，事件随时间快速推进，人物随时间频繁交替，不可能停止下来作横断的截面，只能在运动中作纵向的连接。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以后，终于找到了现在这种形式。
简单说来，本书的整体结构上是按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历史时间中顺序运动的方式安排的。具体而言，从古而今的虚拟历史时间是一条经线，在这条经线上，二世元年以前的时间是高比例浓缩的，书末所附的这段时间的年表按年排列，实际上只选取个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时代背景的交代，可以说是快速和跳跃的。二世元年以后的时间线则是低比例铺开的，书末所附年表按月排列，而且是分七国的，其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详尽。
在这条时间的经线上，我插入事件的大块面，这就是“章”。比如“秦帝国的民间暗流”，“大厦将倾的前夜”等。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是一种纪事本末的形式，各章的历史事件跨越的时间是可以重叠的。在各章之中，人物随事件发展出现，对于重要人物，我不断地加入特写，这可能就是传记的写法或者电影的蒙太奇了。我说，我在书中写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人物。无数英雄的活动，组成一个英雄的时代，前仆后继的英雄们，推动历史不断地运动，上演为一种历史连续剧。这也许是一种新的写法。
在《复活的历史》中，我频繁地穿越时空，既评点古代，也去现场访古问旧。史书是史家和历史对话的结果，史家是连接往事古人和今天读者的中介，与其在所谓客观的历史的遮掩下躲躲闪闪，不如堂堂正正现身叙事，明确告诉读者，哪些是历史的共识，哪些是我的个人看法，这样反而客观，读者更清楚。这种作法在写作上带来的好处，就是既有第一人称写法的亲切，也有第三人称写法的冷静。我由此获得一种表现的自由。
雷天：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做了很多实地考察，在行走和游历中追怀历史。现在中国变化日新月异，历史故地可能是钢筋混凝土世界或者很荒凉，甚至可能是一个现代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垃圾场。您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追怀历史呢？
李开元：正如你所说的，我去考察历史遗迹的时候碰到过种种情况。比如2007年我们到项羽的出生地下相城，现在的江苏省宿迁，古城址已经发掘了。那里盖上小区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但我们还是可以确认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预先做了充分的史料准备。地形还在，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发生。国破山河在，人去精气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变成了旅游景点，像鸿门。关键是只要地方没变，就可以感受到古代。
最宝贵的是，旧日的古代文明之地今天成废墟了。比如说去垓下，那里完全是一个被荒废的地方。已经看不到原貌了，但是城墙的遗址还在。你一脚踏上去，在荒凉里面就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我们最喜欢就是这个了，希望不要破坏它。
后战国时代的“英雄无耻”
雷天：书中那种尚武、任侠的英雄精神跃然纸上，给读者很强烈的阅读感悟。我大致统计了一下，书里出现英雄这个词54次，豪杰27次，游侠83次，书中也有很多您对英雄豪杰立身行事的感悟。上世纪初梁启超曾写出了一本《中国的武士道》，为中国的豪侠气概和尚武精神招魂。您这样处理人物的方式、这种英雄史观是否远承梁启超的问题意识，还是受了日本写幕府历史的影响？
李开元：使用“英雄”、“豪杰”这些词的次数，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意识，原来的书名就叫《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梁先生的这本书我没有直接读到，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我想也可能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传统上有一点非常不一样：中国历代是文人士大夫当政，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日本是武士文化，武士当政。我最初用英雄豪杰作书名，出于一种感受，是仔细阅读关于战国秦汉时代的史书后，又把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做一个通观的基础上获得的，是非常强烈的东西。
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战国时候成型的，然后延续到今天。如果用一个人来比喻的话，中华民族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他的青年时期，强悍有力，人人都要做英雄豪杰。到了后来，文化成熟，文化既统合了国家，但也使人的精神文弱化了。到魏晋以后就非常文弱化了，变成另外一种发展方向，内省的方向了。到了宋代和明代，甚至都不能行伍打仗了。这不只是整个文化上的文弱化，包括身体素质上都受到这个影响。这就是独尊儒家以来的祸害。
我做研究的时候就深深感觉，中华文化是以诸子百家为基础的博大文化，战国秦汉时代，刚刚经过诸子百家的文化熏陶以后，还没有因独尊一家，变得文弱化。这时候，一方面人人都是英雄豪杰， 个个精气旺盛，时代精神非常外向，人人都想着为国家、社会、朋友建功立业，就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功利。另一方面，我用了一个词语概括：英雄无耻。就是说，那时候廉耻和道德规范很少，他们并不以功利为耻，只要你能够成功就是好汉，就是英雄，非常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冒险家、探险家。
中日历史学者的简单比较
雷天：您曾师从中日两国一流的历史学家，现在又在日本大学做历史学教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思路？
李开元：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擅长的是制度史。他们做制度非常仔细、认真，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日本的师承关系非常清楚，是连续不断的，不像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断了。同样一个流派和一个问题可以有几代学者不断地做，这是和我们有比较大差别的地方。
还有，我觉得日本的学者比中国的学者，起码从现在看更亲民。日本的学者，即便是大家，也要写大众都能够读的东西，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丢份的事。这一点可能和中国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学者继承了士大夫阶层的优越意识，总想文以载道，而日本的学者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职业，有一种职业意识，而没有带有统治阶层精英分子的意识。
最后一个，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实地考察。这次去垓下考察，我是和另外一个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一起去的。他是日本研究司马迁非常有名的学者。司马迁走过的地方他全部走过了，现在还要走《史记》的路。我说，《史记》的路你一辈子走不完，他说我就准备走到我脚走不动为止。我想我也是这样。走到腿走不动了，走到心中再没有激情了，这时候回到书斋里面从容整理我这些行走的材料，整理我没有做出来的考证，我觉得这一点很美好。
雷天：刚才您提到学者给普通读者写历史读物，我想问一下，日本现在比较受大众追捧的历史写作是什么样的模式？日本近些年有一位作家写的有关罗马史的巨著《罗马人的故事》，在日本特别畅销，都写到十几卷了。
李开元：我们就谈这本书，我在我的的书里也提到了。它是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写的12卷本罗马史。她把1000年的罗马历史全部用叙事的形式写出来。以前，只有学者写的教科书式的历史，或者是研究型的东西。让一般人可以读懂的东西，或者把历史按照原来发展的程序做一个叙述描写的东西是没有的。这位女作家住在意大利，把有关罗马史的研究著作、史料、论文都读了，然后她用一般人完全能够理解的叙事形式和非常严谨的笔法来写作这本书。我问过我们学校罗马史的老师，他说是按照真实历史来写的。
雷天：我很奇怪，这样的书在日本会畅销。她写的是罗马历史而不是本国史，不是像在中国写三国鼎立这样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历史。日本大众读者为什么会对严谨的罗马史感兴趣？
李开元：这本书发行到一百多万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首先发行的是精装本，然后再发行文库本。很多人都看过，尽管有很多人没有看完。
日本的大众文化普及做得比较好，一般人对罗马史都有一定的知识。这本书是以新的叙述形式写作的，所以有兴趣的人都去看。还有，出版社的宣传做得相当不错，不但做她这本书，而且因为这个女作家住在意大利，对当地也都做过考察，出版社又将她的这些考察做成了一个“罗马之行”。后来又根据这一套书作成一种“罗马学”。通过出版社和电视访谈，做了很多推广宣传。所以说，只要你推广到家，大众是能够接受的。大家都愿意看真的东西，看根据真实的东西做的生动再现。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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